作家传记(literary biography)在传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辑集中发表了5篇相关论文。关于莎士比亚传记的争论一百多年来愈演愈烈，美国莎学家施瓦茨（Murray M Schwartz）说他是个“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的人”，他的《莎士比亚的传记问题》对这场争论的实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莎士比亚生平的资料传世极少，带来他传记写作的困难。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些作家，特别是现代派作家,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常常有自传以及书信、日记、游记等亚自传类作品,他们的小说、散文,可能也有自我的身影，但这些零散的片段常常相互矛盾，如何合理使用这些材料，是传记写作的难题，也给了评论家展现自己的空间。戴从容剖析了乔伊斯的经历和性格同他笔下人物的关系，探索了这位意识流大师小说中的自传成分及其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变化。另一位现代派大师卡夫卡也是人们喜爱的传主，赵山奎和姜智芹都在探析卡夫卡作品的传记价值：姜智芹的《冲突与共生》通过卡夫卡的公事写作，让读者看到卡夫卡怎样把作家和小职员的双重身份统一起来；赵山奎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卡夫卡的书信集《“致菲丽斯”》的3种不同解读。法国学者盖兰（Jeanyves Guérin）是研究加缪的权威，他通过几部加缪传记，探讨作品研究在作家传记中的地位以及传记为文学研究服务的问题。可以说，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视角扩展着作家传记的研究领域。

本辑理论研究同样论域宽广。年谱是中国传记的传统形式，至今被传记家采用，桑逢康的《年谱长编是怎样炼成的？》对胡适年谱进行评析，用现代学术眼光对年谱的编撰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史上小说同传记始终在相互学习手法和技巧，王侃则从文体的角度得到新发现，他的《传记文体和中国现代小说修辞》指出，中国现代小说，从《阿Q正传》到当下一些作品，都在对传记体进行戏仿和拟用。被称为“传记片”的影视作品日益增多，这带来传记理论中的新课题。一些学者认为：许多“传记片”依据市场原则生产，票房或收视率要求它们故事化，其中的情节和细节大量出自想象和虚构，这同传记对真实性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它们是“故事片”而非“传记片”。我们希望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辑先行发表袁堂正的《商业电影美学影响下的当代传记电影》一文。

本刊上辑设立了“比较传记”栏，邹广胜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可以看作是一种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就开始对这两位哲学家从各种角度进行比较，邹广胜集中于价值观和人格的比较，他吸收了中国和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并联系中国知识界的现状。我们欢迎对传统课题发表新的见解，也期待着对“比较传记”更多的支持。
    刘涛考察《王蒙自传》宏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人视角，王玉括分析杜波依斯的自传《破晓时分》对种族问题和对黑人命运的关注。邹兰芳的《“想象的国度”》论证现代阿拉伯自传的一种特征：对童年的关注。这3篇自传评论都在平实中显示出认真和用心，有的虽然较长，也值得一读。
人物研究贯穿于传记写作的始终，传记品质的提高，有赖于人物研究的深入，本刊设立这一专栏旨在倡导对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的风气。近百年来海内外关于鲁迅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沈伟棠清理了其中一个细节：鲁迅是怎么得到“革命艺术家”称号的；19世纪的一位俄国人涅恰耶夫也许人们并不熟悉，但他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小说家写作不同类型人物的材料，董晓的《历史上的涅恰耶夫》试图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分析，说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俄国历史的悲剧性。这两篇论文都是研究了被人们所忽视的史料而有所发现。

同人物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史料考订。尹德翔的《重重帘幕密遮灯》对晚清外交官、书法家张祖翼的两部作品进行了考订，补正了前人的不足。荷兰学者丹恩?斯奈德尔（Daan Schneider）通过广泛收罗资料，评介了荷兰出现的中国现代人物传记。他们二位所做的工作也许关心者不多，但是传记研究正需要这种认真而甘于寂寞的心态。

                                   编辑部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