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本期刊物，我们特别感谢美国两位传记家兼学者葆拉?Ｒ?白克赛德（Paula R. Backscheider）和托马斯?库塞（ Thomas Couser）对本刊专访所作的答复，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信息。比如白克赛德评介了美国新近出版的关于自传和传记的几部理论著作以及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传记方法论问题，包括传记同自传的关系、传记家和小说家写作策略的关系。库塞则指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回忆录，特别是普通人的回忆录流行，这推进了美国的民主，但也出现了过度小说化的倾向，回忆录的写作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已经成为同小说并列的基本课程。这些信息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本期理论研究刊载的两篇论文值得一读。关于中国传记同其他文体的关系，学者提出过各种观点，许结是一位赋学家，他的《赋与传：从本原到书写》另辟蹊径，考察了赋与传记的关系，从多种角度说明“赋”承载了部分“传”的功能。梁庆标的《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是即将出版的《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的前言，其中对30年来西方传记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评介，并回答了某些后现代理论对传记的解构，虽是一家之言，但对了解当代西方传记理论是一种很好的参考。
叶永烈和王蒙，分别是当代中国传记和自传作家的代表人物，关于他们作品的评论已有不少，本期发表了章罗生的《论叶永烈的传记文学》和史建国的《论〈王蒙自传〉的文学史价值》。相信对这两位作家有兴趣的读者不少，我们也期待着更深入的研究论文。
包括关于王蒙的这篇，本期发表了8篇自传评论。自传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以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就特别重要，自传评论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本期有几篇关系到自传研究的方法论：曹蕾以西方和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一些重要自传作品为对象，考察其中的“转折点叙述”、它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形态及其变化的原因；韩彬在《试论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中提出了“身份预设”的概念，论证了在自传中讲什么和如何讲都同“身份预设”密切相关；鲍磊的《作为道德记录的自传》介绍美国社会学者比约克伦德对1800年到1980年间美国出版的1万多种自传进行抽样分析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希望这几篇论文能给更多研究者以启发。

刘抗是新加坡南洋画派的先驱，其日记迄今尚未付梓，何奕恺的《刘抗日记研究》系根据手稿本写出，其中披露了这位画坛宗师晚年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尤足珍贵，在这里本刊向作者和刘先生家属一并表示谢意。
严肃的传记写作，其过程中总是包含着对人物，特别是对传主的研究，本期“人物研究”栏刊载了两篇文章：吴翔的《戈公振“绯闻”》辨析民国记者戈公振“绯闻”流传的真相，陈光军的《周光镐与建越夷乱》考订明代四川官员周光镐在平定建越夷乱中的功绩，今天的读者对戈公振和周光镐也许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两位作者认真、细致的考证，正是传记写作和研究中十分需要的。

本期两篇书评发人思考。莎士比亚传记是西方文化史上最使人感到兴趣、也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袁祺的《传记的创新还是解构？》对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著名莎学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部莎士比亚传记建立在想象和推测的基础上，它带来的不是传记的创新，而是对传记的解构。周凌枫的《传记的“真实”及其它》是对贾英华《怎样写好人物传记》一书的评论，周凌枫对中国第一部传记家写作的理论著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也提出一个问题：在传记写作中，除了强调真实和史料的收集外，还有史德、史识等问题同样应当给予重视。

张昌华是一位描述民国文化名人“背影”的传记家，在“传记家言”栏目里他介绍了自己写作的宗旨，娓娓而谈，正如他的人物随笔。在读完那些大块理论文章之后，读一读此文真有风轻云淡之感。本刊欢迎各种风格的论文。

本刊2014年11月召开了“传记写作和研究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吸引了华东地区10多所大学的28位青年学者参加，陈靓俍整理的综述留以记盛，从中也可以看到青年学者学术的敏锐、创新的努力和巨大的潜力。

 编辑部 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