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治通鉴》作为编年史也具有传记学的价值:司马光以"善恶混"的原则观照人性并贯穿全书,形成了在分散叙述中人物性格的整一;尽可能采用故事化的叙事并附以细节的描述,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人物语言,特别是对话,非常个性化,不但推动情节,而且形成性格的比较,显示出人物心理的变化;以开放的心态关注并选取大量杂史和小说类中的资料。这些特点对以政治军事人物为主要传主的中国当代传记写作极具价值参考。
杨正润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特聘教授、传记中心主任，《现代传记研究》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138)首席专家。出版专著《传记文学史纲》(1994)、《现代传记学》(2009)等，发表传记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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