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发表了对两位著名传记理论家的采访。乔利（Margaretta Jolly）对本刊提出的众多问题作出回答，特别是对1970年代以来传记研究的概述，反映了这位《传记百科全书》主编宽广的学术眼光。埃金（Paul John Eakin）重点介绍了他的自传理论著作的写作目标和基本论题，包括自传话语中的审美、自传中事实同虚构的关系，故事和自我的塑造，自传叙事中的身份等等，这些都是自传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希望能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和讨论的兴趣。埃金自传研究的经验和对自传理论发展方向的意见也是值得注意的。

自传是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本辑“自传评论”刊载了4篇作品。如果把它们同伊金的自传理论对比一下，相信是很有教益的。颜芳的论文以理论性见长。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西方现代传记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位现代派作家，她对传记和自传进行了独树一帜的文体试验和理论阐释。对前者的研究较多，颜芳则以伍尔夫的《往日速写》为对象研究了后者，论析了她“反自我主义的自传实践”。这篇论文中涉及到关于自传本体的几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朱旭晨的《试析虹影自传体小说的“虚”与“实”》把虹影的两部自传体小说，同她的两部散文进行了比较，文本的细读和辨析颇能引人入胜。宋晓英《“边缘”的深度与广度》研究中国大陆出生的北美华人女性的自传体作品，分析了其中共同的边缘人主题。薛玉凤参照功能文体学的原理，统计海伦?凯勒的自传《我的生活故事》中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发现表达积极情绪的词汇占据突出地位，然后进一步分析这位聋哑女作家快乐的源泉。

中国史学史上历来有“前后两司马”之说，不过司马迁的《史记》不但是史学巨著，也被公认是传记经典，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传记学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辑特设了“《资治通鉴》研究”专栏，以弥补这一缺憾。杨正润和刘佳林的两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资治通鉴》包含着强大的传记因素。中国传记和传记理论的繁荣，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一千多年来，《资治通鉴》始终吸引着广大读者，其写作经验是当代传记家应当学习的。
西方传记史同样需要更多的研究，李凯平论析的是17世纪英国圣徒传记，这是一个冷僻但不应当被遗忘的领域，因为正是圣徒传记的日益向世俗化方向的发展，带来下一世纪英国传记的高峰以及约翰生、鲍斯威尔的出现，这是现代传记诞生所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

本辑“比较传记”有两篇文章，郑尊仁对两部成长传记，即林太乙《林家次女》与黄玉雪《华女阿五》进行了比较，龚丽可对3位中国作者的莎士比亚传记进行了比较，他们按照传主和传记文本自身的特点，选择了比较的角度和范畴，可供比较传记的研究者参考。我们期待这个新兴的领域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我们也期待着青年学者更多方法论的革新，“作品研究”栏发表陈茜对罗伯特?撒克的《艾丽丝?门罗》的研究，其中引入了“叙事间性”的概念，这同薛玉凤的功能文体学的统计方法一样，都是应当鼓励的尝试。
本辑“人物研究”栏里唐玉清评介了一位对中法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而又被遗忘的人物谢寿康。陈瑞红分析了王尔德的悲剧命运：这位文学天才又是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他制造了自己的悲剧。郑达考察了一位在英国的华人家庭主妇蔡岱梅，是怎样写出在英语世界有影响的自传体作品《海外花实》的。三篇文章的作者在材料的收集上都下了功夫。
材料的收集在传记写作和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期新设的栏目“传材解读”展示了材料研究中的深度探析。一些传记家常说，写作传记时需要做大侦探福尔摩斯那样的工作，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进行侦查，通过蛛丝马迹找出事实的真相，或是探析传主的心理。本栏两位作者都做了材料的细读和解析工作，也都同卡夫卡有关，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其作品颇为难解。梁庆标的《以手为媒》考察了卡夫卡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出现的“手”的意象，把它同卡夫卡的思想和经历结合起来，进行层层深入的剖析，探析其精神世界。赵山奎则聚焦于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初版的封面画，这一封面画表达什么意思、它同卡夫卡本人有何关系、批评家又怎么解读它，围绕这些问题，赵山奎证明传记事实同其解释之间，是一个意义构建的空间。这两篇文章读来有趣，对传记家应当有所启示。

张维娜的文章发表于“史料考订”。梁思成1923年曾经遭受一场车祸伤了腿，究竟受伤的是右腿还是左腿，在同梁思成有关的大量传记作品中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对这样一件似乎无足轻重、被人忽略的小事，张维娜发现了问题、弄清了真相，这是传记研究中应有的态度。

传记家毕宝魁叙述了他写作《政坛大风—王安石传》的体会和他对这位历史名人的认识：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改革家，还是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毕宝魁主张同传主的灵魂对话，写出其精神世界，这正是现代传记的要求。

俄罗斯有写作名人传记的传统，本辑“学术信息”中，张蕾介绍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名人传记丛书”持续发展的情况。这套丛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反映了国家意志。不过，古往今来各种意识形态都很重视传记，原因之一是看中传记的教化功能。俄罗斯的做法适应了其社会特点和文化传统，也有值得研究的经验。

                                        编辑部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