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王军这部《口述历史研究》，如见故人，一种亲切感油然而起，书稿中的一些观点和例证，使我回想起当年同王军讨论它们时的情景。最清晰的记忆是那年我给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生开设一门“《哈姆莱特》导读”课，王军和其他两位博士生也去听课，整整一学期里每周有一个晚上，我们乘校车来到江北校区，在校园旁的小餐馆里共进简单的晚餐，然后去上课；两节课结束了，我们在晚风和星光下穿过宁静的校园。在餐桌、在林荫路上，我们海阔天空聊起各种话题，谈莎士比亚，也谈口述历史——那时王军正在做这个题目的博士论文。那真是值得留恋的时光:轻松又充实，丰富而快乐。

这是10多年前的往事了，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伴随着王军的青春岁月。从硕士论文开始,其后是博士论文,毕业后是国家教育部基金项目,王军都是做这个题目，这里有辛劳和成绩，有喜悦和满足，也包含着某些遗憾，种种甘苦当然只有王军自己最清楚，不过,看着这近20万字的书稿和长长的文献书目，我禁不住要说:这里是王军的学术炼狱，他在其中成长和成熟。

在列入广义传记（life writing）的各种文类中，口述历史是年轻而又纷繁复杂的一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口述历史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成立，迄今已经70年。作为一种文本的生成方式，即口述者自我叙事并由记录者借助录音设备记录和整理完成，口述历史已经风行世界，成为传记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近30年来各种口述历史的机构和组织相继出现，涌现大量作品，军政要员、文化名流、商场精英，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甚至草根群众,都在做口述历史。一些学者预言：21世纪是传记的时代，这似乎正在被历史所验证，口述历史则在其中独树一帜，鲜明地高扬。

旺盛的生机常常伴随着年少的幼稚，口述历史虽然不断出现佳作，但无论其实践还是理论，都显然有待完善。举例说，唐德刚公认是华人或中国口述历史的第一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1957年正式成立“中国项目”，唐德刚就在其中承担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位名人李宗仁、胡适和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但这三种同属哥大口述历史的成果，同样由唐德刚完成，中文版却有三种不同的名称：《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分别取名“回忆录”、“口述自传”和“口述历史”，这三者有何区别？

在这三部著作中唐德刚的责职，也有不同的界定：《李宗仁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唐德刚“撰写”或“撰述”；《胡适口述自传》则是唐德刚“译注”，也有版本把唐德刚标明为此书的“作者”；还有出版社把这三部作品都收入“唐德刚作品集”。 唐德刚博士是一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作品中的责任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表述？这正好证明，在口述历史中，口述者同记录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可能因人、因写作目标或情境而异，其中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

同唐德刚有关的这两个问题，王军都进行了讨论，当然这部著作的论题远不止于此，王军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作为传记和自传的现代形式的口述历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具有历史视野，他把口述历史放在东西方三千余年的传记发展史中进行研究，也广泛参考了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历史、记忆、身份、对话……，这些传记研究中的传统话语，被他引入口述历史的范畴而阐发出新的意义。

王军在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即展翼东南，任教于泉州华侨大学。虽然关山阻隔，我们却常见面，他参加了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的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并做出了重要贡献。让我同样欣慰的是，他在华侨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讲授《哈姆莱特》和莎士比亚戏剧，颇得学生欢迎。我这些年来，主要是研究传记与莎士比亚，王军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并且取得好成绩。他是我的最后一个学生，谢谢他，使我的教学生涯留下一个圆满的回忆。

2018年6月，于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