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记理论家坎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在其名著《传记艺术》中说，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能够“从冰冷的故纸堆中引发出温暖和鲜活的生命”。其实，评论家对传记作品，特别是对自传作品的解读和评论，同样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们剥离表象、深入底蕴的剖析，旁征博引、独具慧眼的解读，同样可以让读者重新感受到已逝生命的“温暖和鲜活”。

读庆标的这部《自我的现代觅求》就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如同在观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20年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幅群体画像，特别是其中的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他们的音容笑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举手投足有声有色。庆标从中国自传第一个黄金期里出现的近百位作家中选择出这4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是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充满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固有的特点；他们又各具个性，有自己独有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在庆标的笔下，我们看到郁达夫集“零余者”和反抗者于一身，他具有文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也要求西方式的个性解放，但又自卑、困惑、颓丧，始终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巴金以“讲真话”为旗帜，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对社会和家庭黑暗的揭露体现责任感和启蒙精神，不过他的“讲真话”和“忏悔”又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反映了他的软弱和妥协；郭沫若自传的内容、思想和风格在不断变化，这是由于他身份的变化：从启蒙者成为革命家，再成为政客，其中虽也显示出矛盾和分裂的痛苦，但都被他善变的性格所调和；吴宓本性保守而又具有浪漫气质，他以道德家自命，就不得不压抑强烈的性苦闷，他有知识分子救国济民的人生目标，并且努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其实迂腐而脱离实际，不时陷于尴尬和窘境。对这4位传主的分析是本书中最成功、也最有趣的部分，庆标为人沉静多思，对文本的细读常有独到的发现，显示出他的文学悟性。

庆标对理论也有强烈的兴趣，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一批自传研究的论著，他都认真收集和研读，这使他具有开阔的眼界，可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他选择了一个视角：卢梭的《忏悔录》同1917-1937年间中国自传的关系，其中又以同卢梭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位作家为重点，以他们文本中的“身份”为考察的中心。这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因为卢梭是西方现代自传的奠基者和重要代表，他的《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也是对中国现代自传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庆标发现，这几位作家虽然都熟悉卢梭和他的《忏悔录》并受其影响，但是他们的生活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承同卢梭又有重大的差异，他们同卢梭的关系具有复杂性：郁达夫赞颂卢梭但只能片面地效仿；巴金对卢梭怀有终身的崇拜但难以克服其间的差异；郭沫若出于自己身份的变化对卢梭从推崇、模仿到否定；吴宓对卢梭表面道德化的批判而行为、气质又颇有相似。独特的视角和“身份”概念的应用使庆标避免了传记史研究中的俗套，为刚刚兴起的中国比较传记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范例。

庆标从事自传和传记研究迄今已8年，他始终目标如一，专心致志、无所旁骛。这部著作是他辛勤劳作的成果。中国的传记已经进入新的黄金期，传记研究的潮流已经启动，庆标是其中出色的一位，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3年12月于黄浦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