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论文内容广泛，其中多篇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同一个问题：传记中的真实和虚构。杨正润《莎士比亚传记：传统话语的颠覆》介绍了英美文化界20年来对莎传传统话语的颠覆，特别是格林布拉特的莎传《俗世威尔》用想象消解传记的非虚构原则，所引起的激烈争论。美国传记家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接受本刊采访时，主张传记需要严格的历史标准，他认为“虚构的作品应当加上虚构的标签，非虚构的传记应当坚持用一个人生平的文献来说明，并且可以验证”，这位普利策传记入围奖的获得者，坚持传记非虚构的观点。本辑莎士比亚传记专栏中，穆宝清评论当代莎传书写中的感情用事与文学叙事问题，许勤超考察阿克罗伊德的莎传中的空间解读，也同样与这一问题有关，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本辑两篇比较传记都是考察名人生平中的同一件事，在不同的传记家那里如何评价。刘萍以张爱玲同胡兰成的恋爱为对象，选出3部张爱玲传并参照她的自传体小说进行了比较，发现对这场恋爱传记家们有不同的叙事：有人惋惜，有人庆幸，有人怨忿。毛旭选择的事件是论文的标题《米娅?法罗诉伍迪?艾伦》，演员米娅控告导演伍迪对他们5岁的养女性侵，打起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毛旭以此事为中心，选取了4部作品进行比较：米娅的回忆录是诉状，3部伍迪的传记一部是辩护词、一部是辩方证词，第3部像一部整理好的法庭记录，最值得尊敬。这样的比较阅读颇有趣味，读来也有启发，读者是欢迎的吧。
王军的《为中国和中国人作传》别开生面，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已论争多年，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把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描述为快乐、自然、幸福的正面形象，作为疗治西方病的良药，这同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完全不同。我们感兴趣的是王军把《吾国与吾民》看作是中国人的一部集体传记。传主的概念正在被不断扩大，甚至从个人、集体扩展到物，本刊将展开这方面的讨论，欢迎专家和读者发表意见。 

梁庆标的《诗哲对话中的“古怪”教授》是对《拉维尔斯坦》一书的研究，这是名家为名家，即作家贝娄为哲学家布鲁姆所写的传记，梁庆标清理了其内在逻辑：贝娄从“古怪”开始，探析布鲁姆的人格与思想，从食色的追求，到政治、哲学思想，到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样，贝娄同好友进行了一场诗与哲学的对话，也具有了自传的性质。对一部颇有争议也难读的书，梁庆标作出自成一格的解读。
自传研究是本刊收到稿件最多的栏目，本辑发表3篇论文。王为生和邹广胜从自传的角度剖析《朝花夕拾》中的鲁迅，一方面揭示鲁迅性格的多面性以及其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考察了鲁迅性格从童年、少年再到青年、中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自传作者都说要写出真实，但是他们的真实有不同的界限，韩彬选择了中国现当代的3位文化名人，考察他们自传中不同的求真态度，王蒙认为真实高于一切而暴露家丑；夏衍认为隐私高于真实，多处“扬善隐恶”；周作人认为自己有选择说与不说的权利，避开了一些重要的、不光彩的事实。这证明了自传的真实性问题十分复杂。王聪对自传进行理论研究，她发现自传有创伤治疗的功能，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提出过类似的、精神病治疗中的卡塔西斯（catharsis）功能，不过他们认为这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王聪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补充。

本辑人物研究中王苇和杨莉馨考察了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关系，以及其中几位重要人物对她的影响；朱洪涛辨析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在新文化运动中融新贯旧的思想主张。伍尔夫和顾颉刚都是20世纪重要的文化名人，两篇论文都引用了丰富的、有些是未曾引起注意的资料，对进一步认知他们是有益的。

传记史的研究是一个需要拓展的领域，王宏波的《心长路远》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大约一个世纪以来，胡适的传记作品和关于胡适的传记所进行的一个清理，分析了胡适作为传主被不断书写的过程。胡适是对中国现代传记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本文所提供的资料有助于推动胡适研究的进展。黄蓉的《英语讣告发展述评》证明，英语讣告不但有400的历史，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不同的特点，其功能和价值也在变化，“讣告”作为一种传记类型还有研究的空间。

 伦理价值是评价传记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传记影视中情况十分复杂。《甘地》是传记影片的经典，李美敏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批评这部影片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遗忘和遮蔽，同时强化那些能够被合法化的事件，反映了强烈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不过也应当注意，在传记影视中，回避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里可能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可能是艺术或技术的原因，是否构成对叙事伦理的背离，需要具体分析。

20世纪以来，传记同各种不同学科，特别是同心理学的结合带来了传记的迅速发展，当前传记同生态学的结合是一种新的趋向，《生态学与生命写作》一书汇集了多国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生命写作（life writing）的论文。李天琪在书评中摘引和评价了学者们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写作自传同建造中国园林的比较，传记写作是否可以延伸到非人类领域的问题，还有一些中国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王蒙、沈从文等人自传的分析，都可以拓展研究者的思路。
凯特?道格拉斯（Kate Douglas）是青少年传记的专家，她的《分享羞愧：保存受伤民族童年的自我》一文介绍了她同一些学者合作，依据“前自传”(ante-autobiography)的概念所开展的一项工作：对青少年的日记、照片、书信、学校档案、社交网站上的记录等等，进行收集，保存童年时期的自我，作为身份的纪念。青少年教育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紧迫问题，这是一种新型的自传形式的试验，我们期待分享他们更多的经验。

“传记与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的时代”高端论坛是2017年中国传记界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赵山奎所作的报道值得一读，我们从中看到中国学者进行传记研究时的广阔视野，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和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