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最近采访了两位著名传记家，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和任德斯（Hans Renders），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也回答诸如当代传记和传记理论的发展、对传记中新出现的类型和成分的评价等问题，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意见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

同一传主，在不同传记家的笔下有或同或异的呈现，“比较传记”栏的两篇论文的论题各取其一，邹广胜研究其“同”：他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下出现的多种佛陀传记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共同特点——对“圆满”的叙述。全展和魏雪研究其“异”：3位万里传记的作者由于身份和视角不同，选取的材料各不相同，他们笔下的万里则各显光彩，具有独特的人格意义和思想价值。比较传记是一个新起的学科，我们期待更多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又有着坚实理论支持的论文。

现代“口述历史”在西方出现还不到80年，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日益流行,口述历史中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需要解决，王军所研究的口述历史的“人民化”即是其中之一。中国现代传记和传记理论的出现，都从西方得到借鉴，至今仍然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了解和学习西方，唐岫敏对近年英语传记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追踪研究。这两篇理论研究的论文都具有现实意义。

传记史研究也是不应当被遗忘的领域。约翰生是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之一，他的《塞维奇传》是传记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经典，孙勇彬对英美学术界300年来对这本传记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评介，值得传记史和传记理论研究者一读。
对于传记作品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会出现新的视角、概念和话语，但是”真实”始终是在不同层面出现或用新术语包装的潜在论题。通俗传记为了可读性和市场的需要，难免添加一些虚构的或无法确证的情节，难以用严肃的历史标准来要求；但是通俗传记毕竟有自己规范,它也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对象，王安琪对香港几部李小龙传记的评论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尝试。细节的真实，历来是传记写作中的难题，特别是那些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作品，细节的瑕疵似乎难以避免，但是它们毕竟在损害作品的公信力，应当引起作者的警惕。周允中对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的批评就是一例。

“自传评论”刊载的3篇论文进一步扩大了自传研究的范围。桑逢康的《遗嘱文琐谈》选取了中国现代史上5位名人的遗嘱文，解读其内容，考察其文风，论证其人格，辨析其心境，文中颇见趣味。在俄罗斯文学中，出现过许多史诗式的自传，俄国革命给欧美带来大量俄罗斯移民，俄罗斯域外文学应运而生，其中自传延续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汪介之的《20世纪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自传性作品》对此做出简要而全面的评述，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这一领域。澳大利亚文学近年引起人们的注意，张文茹分三个阶段考察了200多年来澳大利亚自传的发展，其中涉及到身份、真实的不确定性等问题，给传记理论研究提供了又一种参照。

书信同日记一样，是自传中的重要文类，而且数量极大，但是迄今并没有得到充分注意。汤志辉《论周作人的尺牍》结合周作人的文学趣味、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和他生活处境的变化，论证其书信的价值，分析其前期书信中“隐逸气”与“名士风”，后期书信中的“烟火气”，这在周作人书信研究中别具一格。本辑新设“书信评论”专栏，欢迎这方面的稿件。
本辑刊出4篇人物研究的论文。其中两篇是关于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人格之间的互释和互证，是其中的难题。李福顺在中国美术史的背景中，结合南宋画家梁楷的生平，评介其代表作品，阐释他在技法的革新和强大的生命力。品特是英国现代戏剧的代表，吴潇力图通过他的经历说明其戏剧文本背后的真相，揭示他独特的记忆方式和他对世界的解读。莱特是二次大战中的南洋风云人物，他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总书记，又为法国、英国和日本的间谍机关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许多史学家的兴趣，杨正润收集了多种回忆录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和辨析，力图揭开这位神秘人物的真实面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李明滨同他有几十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对这位汉学家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评介，也对他的治学方法作了分析。

图像传记正在流行，其中的图像不同于插图，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文字是对图像的说明。其实这在中国很早就已萌芽，17世纪初出现的《状元图考》，是一部有关明代历科状元的传记，每位状元都配有一幅图像。刘云飞对这部传记进行了研究，包括其作者与版本，重点则是它与同类传记，包括文字和图像的比较，揭示了《状元图考》的记事原则。摄影师张立洁创作了一个独特的传记作品《罕见病患者》，用患者的照片配以文字。丹尼尔?魏莱民(Daniel Vuillermin)在纪实摄影的历史发展及其同传记结合的过程中评介了张立洁的作品。人文关怀是传记的本质，本刊曾发表过研究“身障者传记”的论文，希望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有更多的关注。

影视对传记的介入是传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刘涛通过对萧红的传记电影《黄金时代》的分析，揭示了影片用“在场的”真实而遮蔽了“不在场”的真实，这是电影对传记的颠覆性的一种形式。刘涛的观点需要讨论，影视同传记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将在2016年10月召开“跨文化时代的传记与传记影视”国际学术研讨会，对这类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编辑部 2016年2月